2023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关于科技投资的行政令，在包括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所谓敏感高科技领域，限制美国对中国投资与交易。这再次加重了美国近年来对中国高科技打压和封锁的“冷战”色彩。美国不惜对中国高科技“脱钩”的政策，折射的是21世纪第3个10年全球科技竞争的白热化水平。这场全球科技竞争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在地球各个角落蔓延，将决定着新一波企业红利的归属、新一批技术天才的问世、新一片区域发展的成败、新一轮大国竞争的输赢，甚至新一场文明演进的方向。与过去300多年的3次科技革命不同，面对第4次科技革命浪潮，各主要经济体都把科技变革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能力，并重新构建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尽全力打造科技领域的西方领先度与行为一致性，对非西方国家不惜采取“高科技冷战”的方式进行打压，正是基于科技决定国家安全为此发展逻辑的出发点。
中国不惧怕“高科技冷战”，也有自信继续摆脱高科技“跟跑”角色，逐渐跻身进“并跑”甚至部分“领路”行列。对此，需要分析第4次科技革命的演进逻辑，剖析美西方对中国科技打压的核心内容。只有认清全球科技革命与美西方科技战略的深度逻辑，才能有助于认清中国持续推行科技强国的重要意义。避免被美西方全面科技压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只有不断深化制度创新、体制改革、人才激励、金融支撑等系统性变革，努力破局、重构新局、引领变局、复兴全局，才能真正担当全球科技竞争“领路者”，并持续贡献于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
1.未来10年，第4次科技革命效应将被激发
随着科技投资不断累积，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士认为，未来10年，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将出现颠覆性的迭代突破；每一次新技术推动新产业的爆发式突破与指数级增长，也将伴随着各国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社会演进的变革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这就能解释为何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以来反复强调“未来10年是美国国运的决定性10年”。对此，即使在中长期经济相对低迷的预期下，各国仍然对科技研发上进行投资布局，尤其在以5G、6G通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等硬科技领域抢滩布局，争夺战略制高点，以期赢得未来。
2.全球科技竞争的国家安全化
近几年的全球科技研发增长远远快于经济、贸易与投资增长，其原因就是科技作为大国国力首要驱动力量的深度逻辑。与过往3次科技革命不同的是，面对第4次科技革命浪潮，各主要经济体都将科技变革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能力，并以此发展逻辑为起点，重新构建国家安全战略。例如，近年来，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化供应链安全、前沿科技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等方面的部署；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计划大纲》《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3份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重要文件，突出强调尖端技术的战略作用；欧盟发布《战略指南针》，把投资科技和工业基地作为欧盟安全支柱之一；德国推出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科技等领域。
很明显，美西方将霸权护持与科技安全画上了等号。出于这种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尽全力打造科技领域的“双链”上的领先度与一致性，即：在器物层面，试图重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生产、供应、销售及升级的“价值链”；在观念层面，强化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与行为一致性或相近性的“思想链”。对此，美西方采取了两方面的重大措施。
密集出台科技战略，全力提升自身实力
近年来，美国前所未有地频繁出台科技战略与投资策略。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以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科技创新与生产投资（约2500亿美元），意在守住美国的科技霸权优势。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长达1054页、授权投资总额达约2800亿美元的《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标志着针对单一产业高额补贴的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有一条极其特殊的条款——只要接受美国补贴，芯片公司就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芯片。此外，该法案还推出100亿美元建设20个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投资2000亿美元加强高科技领域的研究与探索。2023年5月，美国白宫公布了一系列围绕美国人工智能使用和发展的新举措，并更新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从而对基础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研究进行长期投资。
欧盟针对“技术主权”的战略规划也非常迅速。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连续推动多份科技战略报告，包括《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欧盟数据战略》《人工智能白皮书》等；计划投入1000亿欧元的预算，增强数字技术领域的研发，旨在巩固欧洲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地位。2022年7月，欧盟委员会又通过了名为《欧洲创新议程》的战略文件，意在推动欧洲各国勇夺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高地。
日本同样有紧迫感。2020年，日本政府制定或修订《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20》等一系列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文件，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全面推动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在全球各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6G通信、量子技术、宇宙太空、新材料等前沿科技领域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境下，保证日本紧随其中，且能巩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科技创新地位。
强化西方价值观联盟，对竞争对手发动“高科技冷战”
近年来，为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美国发动“高科技冷战”的步伐愈加迅猛。美国牵头推动协调新兴技术议题，并推动国际贸易的永久性平台“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分别于2021年9月、2022年5月和12月、2023年5月，围绕高新技术标准的争夺连续召开4次会议，意在对抗那些所谓“非市场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此外，美国采取“小院高墙”策略大搞“高科技联盟”，意在全面封锁对竞争对手的科技输出。这种策略得到了企业界的怂恿。例如，2021年5月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64个国家的科技巨头与芯片制造商组建“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意在施压白宫落实芯片补贴。此后的2022年3月，以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生产闭环“芯片四方联盟”（Chip4）成立，试图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同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提出所谓“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概念，强调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与所谓“可信任的友好国家”一起构建新的高科技产品的跨国价值链。2022年4月，美国号称要构建“开放、自由、全球、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与60个全球合作伙伴一起发布《未来互联网宣言》，意在全球互联网中创造以美国为中心的“数字联盟”或科技版“北约”。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以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更是把对中国“高科技封锁”强化了“冷战”色彩。
与此同时，美国还有针对性地调整与一些看似关系不错的新兴经济体关系。例如，拉拢东盟，试图强化美国与东盟之间的科技价值链合作；全力拉拢印度，试图打造对中国的科技包围圈。总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力开展对内提升科技实力、对外打造科技高墙的战略，这和美国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划分两个阵营、试图打败对方的逻辑是异曲同工；其背后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与政治局势的秩序动荡，更反映了以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化为重要背景下的白热化科技竞争。
当前人类经历的第4次科技革命不只是一场“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调整，更涉及源于“地缘技术”更替而出现的“地缘文明”的演进。谁能率先取得科技创新的前沿突破，谁就有可能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先机。在一些美国战略学者看来，如果让中国领衔第4次科技革命，无疑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正式衰落。对于他们而言，美西方国家必须推动科技变革的战略竞争，争夺最前沿创新能力的垄断权与领先权，进而持续占有国际规则体系的霸权地位。
3.中国须有科技自信
对于美国的科技打压，不少国人对未来预期都感到悲观。一些学者常举仅有一位中国人因其在本土进行科学研究而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例子，来论证中国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然而，历史证明，诺贝尔奖的认定聚焦在基础研究，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不足以完全反映一国科技发展的现状。20世纪40年代以前，作为当时已稳居全球第一工业大国和经济大国数十年之久的美国，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数量上仍远远不如欧洲诸国那样。中国作为保持工业生产总值全球第1位、经济总量全球第2位的大国，诺贝尔奖得奖数量暂时不足，不能完全客观反映目前中国真实的科技实力。
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智库欧亚集团所指出的，“（美国对中国‘新冷战’）‘脱钩’的成本可能超过收益。它不会削弱中国的科技行业，而只是以伤害美国公司为代价来减缓中国的速度。……中美科技竞赛获得冷战氛围的一种方式是创造一个两极世界，中国技术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但与西方隔绝”。美国朝野的危机感陡然增强，进而联合西方世界陆续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高科技冷战”应对策略，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在第4次科技革命中真实的异军突起。
基于这些快速发展的数据，客观评估中国科技发展的最新现状，变得非常重要。既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科技领域的一些核心技术仍落后于美国、硬科技转化仍存在“肠梗阻”、科技高端人才仍相对不足等不足，也需要有科技自信，看到近年来中国科技正在实现历史性、全局性的重大变化。
4.如何破“高科技新冷战”之局
4.1
努力破局，尽快从疫后创伤、大国对峙、经济低迷的僵局中走出，解决当下中国科技发展的综合瓶颈难题
在疫后复苏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仍受到3年疫情创伤的综合影响，解决创新驱动能力不足，仍需要全面复苏的制度开放与机制改革的新动力。比如，需要“特事特办”地在全球范围引进各类高科技人才，需要将科技投入和统一国内大市场结合起来，需要激化社会和市场对投资科技的预期与信心，需要促进要素市场的改革与流通，提升人均劳动生产率。在大国博弈方面，中国对外环境需要从美西方对华合围中找到突破口，采取开放式创新的方式，在正视差距和找准短板中，继续找寻跨境合作的机会；全力深耕核心领域，如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光电芯片、光刻机等，发挥长期以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锻造“杀手锏”的技术；强化事关国家安全、人民福祉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加大逆周期的调整力度，确保财政投入科技的比重不降速；更加重视企业主体作用，尤其加大力度提振企业投资研发的信心等。
4.2
重构新局，优化科技投入结构，推动科技发展真正转化为促进国家“双循环”新格局形成的核心支撑力量
中国需要全面释放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不充分供给及流动的潜能，让科技成果申请、评价、许可、转让、确权及利益分配等机制体制的缺失得到弥补，提升金融服务于科技创新的效率，进而解决大量科技成果仍停留在“实验室”和“专利簿”的老大难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应全力构建“产-学-民-研”协同创新联动格局体系，鼓励科研机构充分顾及市场，鼓励地方研发充分服务国家，鼓励发达地区充分支援落后地区，鼓励民间发明并充分保护专利，进而形成多层次、多地域、多领域的科技创新全新氛围。另外，还可通过加大“新基建”的改造，扩大新产业，加速提升科技市场转换的效率。
4.3
引领变局，依托“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倡议与相关平台，推动与更多国家的科技开放合作共赢
针对当前美西方在前沿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自私与保守趋势，中国可以结合自身的相对优势，破除科技领域激进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升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分享高新科技的频次与范围，化解与对冲西方压制。同时，要形成跨境科技需求的捕寻机制，即时搜集科技情报，自下而上、多方参与地跟时科技最前沿信息。另外，中国可加大离岸创新中心、国际化科技孵化平台等新型跨境平台建设力度，动态调整与优化科技政策，用特殊政策持续吸引优秀人才，推动全球高端人才和高端科技前沿走近中国，并以服务各国建设共赢发展为目标，打造领衔世界的新科学中心。
4.4
复兴全局，加快完善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国家治理方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之路的数字构建
加强前沿技术的社会运用广度与精度，通过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面，探索领先于世界的新能源、新经济运作模式，把科技向善和市场盈利相结合的能力广泛运用到社会各个角落，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用新科技场景驱动日常生活的后现代社会场景打造一系列领先于世界的发达城市，以典范式、标杆式的未来城市化进程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优越性。这样，中国“科技强国”服务于社会、个人的目标自然而然会成为令他国折服的软实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刊》青年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绿色金融、大国关系。
